前两个故事找到了抒情与达意之间的度，证明了影像可以超越意识形态而遗世独立；可惜后两个故事被说教式的爱国主义颠倒了主次，打破了整部电影的含蓄格调。我是古巴，一首绵长悠远的散文诗，卡拉托佐夫将摄影机融入影像内部的诗意构建，使其成为独立于影像的性灵存在，这时摄影机脱离了对故事客观的记录而充当了一个具有自主性的意识形态。我们可以从广角镜头营造的逼仄空间窥视出这种具有选择性的摄影机主体，扭曲的边框与倾斜构图共同使被摄主体处于即将与周围环境分崩离析的边缘但又始终被囊括其中，暗示着被入侵摧毁的意识形态以及无法逃脱的困境。所以，上天入地的摄影机与其说是为了满足视觉维度的炫技，不如说是一种反叛性的试探，一种突破物理束缚的心理诉求。但无论飞得多高多远最终摄影机总是落到地面形成仰视视角——回归民族的根重新审视一切